认真编校是保证图书质量的重要一环，对古籍整理类图书来说，更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。为了保证《全元曲》的整体质量，我们在编校上狠下了一番功夫，颇花了一番气力。
校对是编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。这正如列宁所说：“最重要的出版条件是，保证校对得非常好。做不到这一点，根本用不着出版。”（《列宁全集》第五十三卷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二版，第一百三十四页）在《全元曲》的编校过程中，付出心血和汗水最多的可以说是校对工作。为了给学界提供一个信本，给读者提供一件精品，我们采取了把好“三关”的做法，即把好编注者的自校关、专职校对人员的复校关和通稿人员的终校关。在校次上则突破常规，由三次增至九次。大家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一丝不苟的精神，逐字逐句逐个标点地认真校对，从而保证了校对质量。在出版社最近组织的编校质量检查中，该书达到优秀标准。
在校对过程中，对原稿中的讹误和常识性错误，我们绝不以“不属校对范围”为由放过，而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为通稿工作提供有益的帮助。如有条注释在引用李贺《金铜仙人辞汉歌》中的“衰兰送客咸阳道，天若有情天亦老”这两句诗时，误作毛泽东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中的“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间正道是沧桑”。我们及时校改，避免了一个大错。
认真核对引文是编校工作的又一项重要内容。首先是对本事的核对。本事是与剧情有关的文献资料。为了做到准确无误，我们选取最新最权威的版本，对全书六百二十一篇本事逐一进行了核对。如核对引自《南村辍耕录》的几段本事，我们采用了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版的《丛书集成》初编本；核对引自《史记》至《元史》等正史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太平广记》等书的本事时，均采用中华书局的标点本；《四库全书》则采用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文渊阁本。这就使本事有了较高的可靠性。在核对时，我们不迷信、不盲从，对所据版本中的一些错误也作了订正。如第六卷周文质《持汉节苏武还乡》的本事引自中华书局标点本《汉书》卷五十四《李广苏建传》，原文“数月”从下读，既使苏武“号哭”、“欧（呕）血”、“旦夕临（哭吊死者）”缺少了时间的说明，又使汉朝出现了“数月”无君的局面，这显然与昭帝在武帝死后次日即位的史实相左。因此我们将这段文字重新标点为：“武闻之，南乡（向）号哭，欧血，旦夕临数月。昭帝继位，数年，匈奴与汉和亲。”
其次是对注释中引文的核对。这更是一件非常繁琐而绝不容回避的工作，因为引文中往往存在着文字、标点有误甚至断章取义、歪曲原意、张冠李戴等问题，而处理这些问题往往需要通读全段乃至全篇，有时还必须参酌作品才敢下笔。因此，在通稿中我们对近万条引文进行了核对，在付印前，又下决心将注释中凡涉及经书和正史的引文再集中排查一遍，务求准确无误，格式统一。集中排查工作历时数月之久，共核对一千三百六十四条，处理“硬伤”二百一十二处，约占引文总数的百分之十七。如一条十二个字的引文“（公孙弘）于是起客馆，开东阁以延贤人”，竟然四字有误———“客馆”误作“宾馆”；“延贤人”误作“迎宾客”。这样一来，汉朝的宰相变成了宾馆的“经理”，“贤人”也变成“宾客”了。再如多条注文在引用汉末北海相孔融说的“坐上客恒满，尊中酒不空，吾无忧矣”这几句话时，常将“坐”误作“座”、“尊”误作“樽”，我们均据《后汉书·孔融列传》原文予以改正。
另外，我们还以中国地图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五月出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》为依据，对全书注释中出现的地名仔仔细细地进行了核对，纠正差错上百条。
我们之所以这样尽心尽力，意在送读者一个“放心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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